11月15日配资的好处，电影《菜肉馄饨》正式“上桌”。
这部电影有点特别，通篇上海话，出镜的都是上海人的熟面孔，连公映都率先选在长三角“包邮区”，一周前的上海单城点映可以用2%的排片撬动城市20%的票房，在垂直的银发群体中口口相传……中老年观众在影院里找回记忆中的味道，也让年轻一代读懂了上海人的“体面”与“实在”。
《菜肉馄饨》点映口碑
而这部热闹电影的起点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，对这个城市有深刻的情感。
金莹是80后，在上海广播电视台做了20年纪录片导演。《菜肉馄饨》是她第一篇在专业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小说，从小在弄堂里长大的她，用一碗家常馄饨作引，串联起老上海的市井温情、代际隔阂与城市变迁。馄饨对上海人来说，从来不是简单的食物，是家庭的纽带，是邻里的社交货币，更是应对生活变化的情感底气。
影片中，退休工程师老汪为儿子相亲的主线里，也藏着金莹对上海家庭关系的深刻观察。上海的长辈表达爱很含蓄，想孩子了，只说“回来吃碗馄饨”；不敢明着催婚，悄悄去相亲角帮着物色对象……而老汪在相亲角结识的一众老友，那些家长里短的争执、保持着距离感的尊重，以及彼此扶持的温情，更是老上海邻里关系的真实写照。
展开剩余91%看过电影的人也一定会认同，上海的文化不在高楼霓虹里，而是在弄堂的馄饨飘香和长辈的沪语闲话里，正在远去的美好，最是值得用光影留住。
电影上映前，金莹接受澎湃新闻及记者专访，谈到她关于馄饨、电影、城市以及人的观察和思考。
金莹
老年人对爱情更勇敢主动
澎湃新闻：最初是怎么想到创作《菜肉馄饨》这个故事的？故事里有你自己的经历吗？
金莹：主要还是因为我本身是纪录片导演出身，上海的纪录片历来有关注现实生活、关注普通老百姓的传统，从1990年代的经典栏目《纪录片编辑室》就开始了。我拍纪录片20年，拍过独居老人和年轻人，也拍过老年人相亲和年轻人相亲，这些故事一直在我脑子里转。后来就想，能不能通过“爸爸给儿子相亲”的故事，讲两代人的和解——我们80后和父母之间有代际间隔，很多话没法直接说出口，想通过故事表达彼此如何相互理解。不过电影里上一代人帮着相亲的经历不是我的，是来自拍纪录片的素材。
电影中的人民公园相亲角
澎湃新闻：电影里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场景很鲜活，这个地点也一直是上海著名的城市生活“景观”。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。
金莹：相亲角的素材也是从纪录片来的。人民公园相亲角大概2010年左右开始有，存在十几年了，这个生态很有意思——表面是给年轻人相亲，主力却是他们的父母亲。我自己去过几次，同事们也拍过相关纪录片，看素材时我就想，那么多老年人天天在那儿，会不会让他们之间也产生感情？我知道有人在相亲角待了10年甚至更久，对他们来说，这里不只是相亲的地方，更重要的是提供“情绪价值”，所以他们才可以在这里呆这么久。所以就构思了“老人为子女相亲，却在过程中彼此萌芽新感情”的故事线。
相亲相出意外
澎湃新闻：你拍纪录片时观察到的上海老年人，和大家的刻板印象有什么不一样？
金莹：我和同事拍的很多上海老年人，其实非常渴望爱情，这种渴望甚至超过了年轻人。现在年轻人很多“爱无感”，不想谈恋爱，但老年人对爱的生命力特别蓬勃，内心深处很呼唤爱，还在相信爱情。
比如电影里张芝华老师演的阿华，本来设计有场戏是她带自己做的菜找老金，说“你那天推荐的股票涨了很多，我拆迁也拿了很多钱”，意思是“我们有很多可能”，老金用“推荐股票是小意思，你菜拿回去吧”委婉拒绝了她。这种热情的阿姨，我在纪录片素材里见过很多，有些阿姨直白到我们一群导演看素材都惊呆的程度，没想到老年人对爱情这么勇敢。而且老年群体里，女性确实更勇敢主动。
正宗的“上海味道”从哪里来
澎湃新闻：电影里上海文艺界的“半壁江山”都有出镜，你写剧本时，有带着特定演员的样子去创作角色吗？
金莹：写的时候没有带入任何演员，只是写抽象的人物。但拍摄过程中，我已经完全想象不出如果不是这些演员来演会是什么样子——老汪不是周野芒老师演、素娟不是潘虹老师演，我都没法设想。这些演员用演技把抽象角色完全定型，还特别精确。我有时候在现场隔着监视器看，会起鸡皮疙瘩。而且我、导演、制片人看着监视器都哭过，光看监视器，角色情感的能量已经非常大了。
周野芒 饰演 老汪
澎湃新闻：从小说到剧本再到电影，改动大吗？创作过程中做了哪些调整？
金莹：主线和小说差不多，但细节做了很多调整，还根据演员情况改了一些人物设定。毕竟小说和剧本是不同文体，电影需要具体细节，小说一句抽象的话能留下想象空间，但电影里要变成有台词、有动作、有表演的戏，这些都得不断丰富。第一稿拿了上海市文化发展资金青年剧本创作支持，开拍前用的是第11稿。但拍摄过程中还在不断微调，比如场景调整、新演员加入，几乎每天都在写新的飞页。
小说和电影的结尾差别很大，小说结尾在父子吵架那里，虽然更有艺术性和更悲悯，但在电影院这样的环境里，大家看完会觉得心里凉，可能接受不了。电影需要给观众情感满足和温暖，得让人物有成长、有解脱，所以第三幕是后来几稿加上的。
对于结尾想通的契机是202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时，我看了山田洋次导演的《你好，妈妈》这部讲老年人的电影。因为这也是一部讲老年人的电影，我看完突然觉得，老汪应该从过去走出来，素娟也该有一个告别。
最重要的一个变化，是创作心态和状态上的。小说是2019年写的，2020年小说发表在《上海文学》上，也完成了第一稿剧本，2023年3月第一次召开剧本围读会。现在觉得这段缓慢推进的经历也蛮好的，让大家对生命、对生活有了另外一种感悟，这种感悟可以叠加在剧本里呈现给大家。
澎湃新闻：看过电影的大家都会觉得它的上海味道是极其正宗的，这个和台词表达的准确有最直接的关系。你写沪语相关的台词和语感时，会直接按上海话的语感和语法来创作吗？
金莹：剧本创作还是按照普通话来写的，因为有些上海话的发音很难用文字表达，但剧本也可以用上海话读。拍电影时需要演员做一些转化，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电影里的台词，有一些也来自剧组演员老师们的功劳。当初写小说的时候，我正好得了肺炎，要抗炎治疗三个礼拜，每天去医院吊水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吊完水回家写1小时，大概1000多字的内容，等吊完水，这个故事也差不多完成了。后来周野芒老师说看我的小说觉得文字舒服，很上海、很日常，我觉得一方面上海很多本地作家的作品给了我启发，另外一方面我自己在创作过程中也无意中探索出了自己的文字风格，是那种朴实、细腻又举重若轻的味道。
日常吃馄饨对话
澎湃新闻：除了方言加持，这种“上海感”还体现在哪些细节脉络里？
金莹：很多人说故事很上海，可能是因为里面有只有上海人才会注意到的细节，比如一块小小的蜂花牌檀香皂，比如一只蒙德里安风的老上海玻璃杯。另外在人物塑造方面，《菜肉馄饨》里很多角色都很会听弦外之音，也是上海人特有的，叫“豁翎子”“接翎子”。比如美琴跟老汪吃完饭道别时说“小孩也挺忙的，两个人吃饭也蛮好”，都不用说破，大家都能听懂。听说我上一辈的老人们如果家里来了客人，很晚了想让客人走，不会直接赶人，而是会说“要不要再加一杯茶”，懂的人就懂了，不懂的人会被说“拎不清”，这也是上海人的大忌。
还有片子里一些场景其实铺垫了很多人物的性格，比如一开始大家觉得小汪和老汪各过各的，但我暗示了很多细节，老汪刚发现家里厨房的灯坏了，小汪一进来就帮他换掉；老汪拉开抽屉发现檀香皂快没了，小汪悄悄补充好了。这也是上海人的性格，看在眼里就帮你做了，不会特意说“我帮你做了什么”，这些待人处世的细节都很上海。
老汪催婚未遂后的父子对话
澎湃新闻：还有一种印象是，上海人是出了名的“有边界感”，甚至有一些说法会觉得有点“冷漠”，但电影里老人们的关系很热闹、熟络得快，你怎么看待这种人际关系？
金莹：上海人的距离感，是建立在尊重别人的基础上，不想踏进对方的私人领域，保持舒服的空间。比如高医生和老汪，高医生很关心他，但不会天天盯着让他去看病，只是表达关心，同时尊重他的选择。但等老汪、小汪真的来找他，他会像个大家长一样重重地拍小汪，用上海话说就是“你要拎拎清了”，这个动作其实已经超出了医生的界限，但分寸感把握得很好，这就是上海人的处事方式。
“你值得更好的生活”
澎湃新闻：你之前是纪录片导演，怎么会转去写小说、做编剧？
金莹：纪录片非常讲究真实，不能有想象的部分，但我想在真实基础上，加入我对生活、对城市的看法和想象，这些得靠虚构作品来实现。纪录片是我的工作，完成工作之余，我把拍了20多年纪录片的经历当成财富，融汇到虚构故事里，有点像以前老编剧们经常会做的“下生活”和“采风”的过程。
我大学时就喜欢写东西，说起来还有点不好意思，那时候写的是短篇的童话或者幻想小说。工作忙了之后就没时间了，但对文学的热爱一直都在。2018年我想重新学习小说家怎么构思故事，就报了线上写作社区“三明治”的一个写作工作坊。那段时间，我看了很多经典小说，慢慢发酵到2019年写出了《菜肉馄饨》。
潘虹 饰演 素娟
2019年，我还拍了一部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纪录片，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（宛平南路600号）待了一两个月，每天在病房里看他们问诊、生活。后来，这段经历和我之前拍的老年人题材突然结合起来，就有了老汪和素娟这两个角色的灵感。
澎湃新闻：片尾有很多普通人包馄饨的镜头，菜肉馄饨对上海人来说是怎样一种存在？你前面说想讲一个“代际和解”的故事，为什么选择“菜肉馄饨”作为载体？
金莹：对我们80后来说，家里常吃的馄饨都是父母包的或者外婆奶奶包的，现在我们自己吃，可能直接买半成品，不会自己包。馄饨也不像北方的饺子，逢年过节或者大日子，反而不会吃，没有承载那么高的意义，只是图方便才会选择的一种非常普通的食物。同时它的情感含量很高，好像代表着父母对我们的爱——我结婚后去父母家吃饭，他们肯定不会端预制馄饨，觉得亲手包的才最好吃。而且馄饨很有意思，每家每户都能加自己的独特配料，世界上没有两碗一模一样的馄饨。这也体现上海人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的精神，普通的馄饨也能做得精致豪华，这点在我们故事里也有体现。
一家人包馄饨的温情
澎湃新闻：现在大家难免会把这部片子和《爱情神话》对标，觉得是“老年版爱情神话”，你怎么看这种期待？
金莹：其实我2019年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《爱情神话》还没诞生。当时写完小说给制片人看，我们都觉得这大概是一部用低成本拍的艺术片，没想过它会有太大的商业可能。但《爱情神话》上映后票房很好，我们才觉得这个故事或许能引起更多人共鸣，也才有资金请到那么多好演员，做成让更多人看到的商业化作品。
电影里有许多对老年观众的寄语
澎湃新闻：这几年上海题材电影多是轻盈松弛的风格，但这部片子涉及老年人的生老病死，这个人生阶段其实是很难真的像年轻人那么“轻盈”的，沉重的告别和疾病元素，创作时怎么平衡这种沉重与治愈？
金莹：我想表达的不是单纯的欢乐或悲伤，而是感情。我一直觉得上海是一座韧性很强的城市，这种韧性可能来自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，也可能来自一种对于精神性的追求。虽然它拥有这么多座摩天高楼，但它的底色却一直是温暖、坚韧和包容。
我理想中的电影也是“笑中带泪”和“泪中带笑”的结合，这里的“泪”也不是悲伤的泪，是温情的泪、释怀的泪，更像一场温暖的告别，不是悲伤的情绪。当下这个时代，大家心里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疙瘩。我其实想用这个故事把这些疙瘩化掉。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声音来安慰大家，告诉大家“你值得更好的生活”，我想做这个安慰的声音。如果这个声音最终真的能治愈大家，我会觉得无比荣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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